摘  要:國際氣候治理需要各締約方廣泛參與，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根據國情和能力情況采取行動。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導致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承諾缺口、技術缺口、資金缺口和領導力缺失被放大。美國優先的能源氣候政策所基于的功利主義倫理價值觀，對國際氣候治理構架產生一定沖擊，但全球氣候安全的道義共識不變、轉軌零碳的目標聚焦、技術創新引領的市場動能強勁。中國高舉氣候道義旗幟，積極拓展國內外零碳產業鏈發展空間，推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促進全球轉軌零碳進程。

關鍵詞:國際氣候治理  氣候道義  可持續發展  市場動能  零碳產業鏈

【中圖分類號】F062.1           【文獻標識碼】A

2025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巴黎協定》簽署10周年、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提交和第30次締約方會議舉辦年。但在2025年1月，美國政府高調重拳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廢除一系列推進零碳發展和國際氣候政策的行政命令，包括再次退出《巴黎協定》和終止國際氣候資金承諾。國際氣候治理的既定構架受到嚴峻挑戰，全球轉軌零碳的方向受到質疑、進程受到阻礙。

自20世紀80年代開啟國際氣候治理進程以來，氣候安全的道義共識不斷強化，目標不斷聚焦，技術創新引領的市場動能不斷增強。美國優先的能源氣候政策所基于的功利主義倫理價值觀顯然與氣候道義原則相悖，但氣候安全關乎人類可持續未來，國際氣候治理的倫理基礎依然牢固，在零碳能源產業鏈體系競爭力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全球零碳轉型潮流不可能被逆轉。國際氣候治理進程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道義指向和我國零碳產業體系“新三樣”市場動能的加持下，也將順勢而為，乘勢而上，推進全球轉軌零碳進程。

功利主義倫理價值觀對國際氣候治理構架的沖擊

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倫理學基礎是行為人效用或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義原則。所謂的“看不見的手”，實際上是自我利益導向的效用獲取，形成創新、生產和消費的市場機制。而氣候安全的道義準則，則是人類共同的、未來的。顯然，自我利益最大化與共同責任的擔當，在行動和政策上，存在不一致。美國政府所奉行的美國優先的政策，主張在能源轉型和全球氣候治理上因循功利主義價值觀，符合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但有悖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氣候安全倫理觀，對國際氣候治理構架造成沖擊，顯然是不符合人類道義理性的。

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有其自身利益驅使的邏輯。當美國在參與國際氣候治理的行動中發現自我利益與共同責任出現沖突，便斷然放棄共同責任的擔當而選擇“美國優先”。2000年布什政府拒絕批準發達國家減排的《京都議定書》，2017年特朗普政府退出各國自主貢獻實現控制溫升幅度不高于2攝氏度并努力爭取1.5攝氏度的《巴黎協定》，本質就是為了維護美國利益而放棄人類共同的未來。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重主白宮之際即簽署《國際協議中美國優先》的行政指令提出，為發展經濟、維護就業，同時在全球環境保護工作中發揮領導作用，必須將美國和美國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啟動退出巴黎協定及《聯合國氣候公約》下的其他任何協議，終止這些條約下的任何承諾及資金義務。同時，特朗普還簽署了一系列國內氣候能源政策大轉向的行政命令：包括宣布國家能源緊急狀態，撤銷限制最大限度提高美國石油和天然氣產量，放棄對電動汽車和風力發電等清潔能源技術的支持。

2023年達成的《阿聯酋共識》，將巴黎協定國際氣候治理的目標進一步具象化：轉軌脫離化石燃料，開啟了終止高碳化石能源的全球進程。在這一背景下，美國能源氣候政策調整，有其內在的技術和經濟理性。具體表現為，美國清楚地認識到，其在零碳可再生能源賽道上缺乏競爭力，在市場動能上難以與中國抗衡，但其油氣資源與技術優勢，有著強勁的市場慣性，因而重回化石能源賽道，并在戰略上聚焦核聚變等領域，以期占據當前和未來全球能源、礦產的主導地位。相較于技術理性，美國政策調整的經濟理性更為直截了當：美國政府認為綠色氣候基金等國際協議耗費了美國納稅人的大量財富，《巴黎協定》更是將美國財富轉移給其他國家，讓美國承受過度和不公平的負擔，因而必須立即終止或撤銷國際環境協議中與美國相關的任何財政承諾。作為經濟體量和歷史累積排放均大幅超過世界總量1/4的超級大國，美國的退縮，使得全球氣候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遭遇重大挑戰。

美國能源氣候政策轉向對國際氣候治理進程造成沖擊。國際氣候治理需要各締約方廣泛的參與，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根據國情和能力情況采取行動。歷史累積排放少、人均排放水平低、資金技術能力弱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尤其是世界上經濟體量最大、歷史累計排放最多、總體上技術最為先進的美國，無論是道義上還是利益上，均有著明確的、較高的預期。拜登政府曾在《巴黎協定》下做出承諾，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約110億美元，支持減緩和適應措施。2024年聯合國氣候會議達成“巴庫氣候團結契約”設定的氣候融資目標，到2035年，發達國家每年至少籌集3000億美元的資金目標，以及每年至少1.3萬億美元的氣候融資目標，以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行動。當前，美國停止對氣候變化的資金承諾，使得全球南方國家在資金、技術轉移和能力建設等方面的需求出現較大缺口。

與此同時，歐盟作為國際氣候治理的中堅力量，對美國在氣候道義上的擔當缺位，有明確的預期，也有相應的應對經驗。美國的缺位，并不會弱化在氣候安全倫理意識和零碳動能均有較強表現的歐盟繼續推進國際氣候治理進程的努力，反而還會激發歐盟零碳轉型的動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已成為歐盟的戰略重點，推動綠色零碳轉型已深入政策框架。另一方面，烏克蘭危機更加堅定了歐盟脫離化石燃料轉軌可再生能源的決心和信心。因而，歐盟會尋求與其他全球主要經濟體，包括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零碳市場動能強勁的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氣候政策和技術轉移等方面的合作，填補國際氣候治理空缺。

美國政策轉向對中國參與國際氣候治理的可能影響。隨著美國取消對清潔能源發展的支持政策，我國的零碳產業及相關產品可能會失去美國市場，在全球市場上或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推動零碳轉型的進程可能遭遇更多困難。國際貿易格局演化和國家能源保供應該成為我國參與國際氣候治理體系構建的基礎。

辯證地看，美國放棄轉軌零碳必然使得我國零碳發展的市場動能增強、競爭優勢擴大。借助這一機會，中國可以向資金和技術較為匱乏的發展中國家推廣具有成本競爭優勢的零碳技術與產品市場，加強中國在全球零碳產業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跟隨美國擴大化石能源投資無論是從戰略還是市場上看，均不利于我國的能源安全和經濟發展。中美兩國在煤炭石油天然氣自然資源稟賦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美國是化石燃料的生產和出口大國，而我國則是包括煤炭在內的化石燃料進口大國。從當前風光電力和化石能源電力在經濟性上（平準化度電成本）的差別看，我國在零碳可再生能源的市場競爭力方面，具有引領地位。化石能源電力具有重資產、大投資的特征，無論美國如何降低油氣成本，通過油氣開發鞏固其在油氣領域和地緣政治中的話語權，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融資能力限制，都不可能將油氣作為支撐其經濟發展的基礎能源。在國際氣候治理體系的構建中，我國將高舉氣候道義旗幟，釋放市場動能，積極主動推進全球轉軌零碳發展進程。

強化構建國際氣候治理體系的市場動能

以轉軌零碳為導向的國際氣候治理體系構建，僅有氣候倫理的支撐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市場力量的加持。1992年達成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乃至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都沒有明確提出低碳，更不用說零碳。究其原因，氣候道義是導向性的，沒有技術和經濟的可行性，國際氣候治理的參與方不可能接受“道德綁架”而盲目追求零碳。國際氣候談判中的“碳公平”“排放權”“發展權”，對氣候安全的倫理原則形成對沖。之所以遲至2015年的《巴黎協定》才明確提出碳中和，2023年的《阿聯酋共識》才啟動從化石燃料向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零碳能源轉軌發展，其信心和支撐，源自于零碳可再生能源產業及其產品對化石燃料產業及其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的不斷提升和強化。也是因為這樣，國際氣候治理體系構建中的市場動能的釋放，才能有效推動零碳轉型的進程。

規避氣候風險亟需轉軌零碳。隨著全球氣候危機的加劇，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并被視為各國共同的責任。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于1988年成立以來，對于氣候變化的科學評估不斷深化，確認人類活動尤其是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全球地表溫升和極端氣候事件頻次增加、強度增大的基本原因。1.5攝氏度溫升控制目標源自于科學評估，是國際氣候治理轉軌零碳的科學支撐。國際科學研究的結論表明，未來氣溫上升的態勢難以在短期內逆轉，極端天氣事件的頻次和強度也將不斷增加。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已連續多年將氣候風險列為全球面臨的最為急迫的風險挑戰之一，聯合國發布的2024年《全球排放差距報告》與《全球適應報告》均強調應將政治共識高度聚焦于提振氣候雄心。2023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達成的《阿聯酋共識》，明確全球盤點所對標的目標是全球溫升目標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超越《巴黎協定》提出的彈性目標。轉軌零碳是實現1.5攝氏度溫升管控的必由之路，這一大勢不會受美國國內政策反復的影響，也是當前波詭云譎的國際競合形勢中不可動搖的道義制高點，是國際氣候治理的目標指向。

轉軌零碳可釋放發展動能和多重紅利。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福祉保障，必須要有高品質低成本的能源服務。國際氣候治理體系的構建，不僅要符合人類可持續的未來利益，也必須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為了實現雄心勃勃的氣候目標，而切換能源利用的賽道，是國際氣候治理體系構建的難點和痛點所在。高碳化石燃料的產業鏈覆蓋了從勘探、開采、運輸、冶煉到終端消費的活動，支撐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但技術的突破已經展現了脫離碳排放的能源發展前景，以“無限風光”為代表的零碳可再生能源開發應用涉及的產業體系包括風光發電設備的研發、制造、運輸、安裝與運維。鑒于風光電力的不穩定性，還需要有零碳可再生能源存儲設備的研發、制造與運維配套。終端消費也將轉向電氣化的交通、工業、農業、建筑、居民生活等。[1]這種從高碳的化石燃料向以風光為主體的零碳能源發展軌道切換，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體系，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其本質是摒棄原來的碳思維，是發展范式的轉型，具有突破性和根本性。發展范式創新為新增長方式提供動力源泉，創造更多就業、提升民生福祉、保障能源安全，減少環境污染，產生多贏效應。例如，如果以太陽能發電作為電動汽車的動力來源，大致匡算百公里成本可低至5元以內，而燃油汽車運行百公里成本超過50元。這種從燃油車向電動車的轉軌可顯著改善消費者福祉，并有助于保障國家石油安全。釋放轉軌零碳的發展動能和多重紅利，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轉軌零碳不僅符合零碳的氣候道義原則，也滿足功利主義的市場利益追求。

零碳的市場動能有利于中國在國際氣候治理體系構建中發揮領導力。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長期致力于零碳產業鏈體系的技術創新、產品制造、政策推動、國際合作和標準體系建設，在全球零碳賽道競爭中已經展現出較強競爭力和優勢。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的數據，中國在零碳可再生能源各領域的就業規模、產量與銷量，均牢牢位居全球第一梯隊：在光伏制造的四個主要環節，包括多晶硅、硅片、電池片、組件，中國的全球產量占比均超過80%；在太陽能光伏板生產的關鍵組件上，滿足了世界絕大部分的需求。由于我國具有較強的風光電力設備生產、儲能裝備、電動汽車等終端消費品的全球成本競爭優勢，對于發展中國家轉軌零碳發展的軌道，乃至于歐洲和美國降低轉軌零碳的成本，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國際氣候治理不可能重啟化石燃料。美國重新推動油氣發展，并不能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可持續能源供給的可行解決方案。非再生資源的化石燃料意味著，其成本無法匹配人口規模龐大而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能源需求。我國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宣示，倒逼化石燃料產業的有序退出。鑒于化石燃料投資項目大多屬于高資本密集、長時間周期，一旦建成投產，后續退出成本高，沉淀成本大，存在高碳鎖定風險。如果提前退役更是會造成資產的極大浪費和閑置。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煤電與零碳風光發電相比，正在失去成本優勢；隨著純電動汽車逐步替代乃至全面取代燃油汽車，石油等化石能源也都將被市場擠出；煤制油等資本密集型項目也將無用武之地。

以務實行動強化國際氣候治理中的領導力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導致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承諾缺口、技術缺口、資金缺口和領導力缺失被放大。雖然其他國家暫時無法完全補齊美國缺位帶來的各種缺口，但中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新三樣”的快速發展對于全球綠色發展的貢獻，將有助于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領導力的提升。

高舉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道義大旗，凸顯中國對全球綠色發展的貢獻。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可再生能源發展需求巨大，中國新能源產業成為全球先進綠色產能的貢獻者和生力軍，為全球提供可負擔的優質綠色產品，為全球能源效率提升提供技術助力，為全球綠色產業鏈貢獻穩定力量。中國風光產業鏈所取得的耀眼績效，不僅引領全球能源體系的變革，更彰顯對全球生態環境和人類共同未來的深切關懷。高舉氣候變化的道義大旗，不僅彰顯中國風光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更在于引領全球能源轉型，加快推動國際氣候治理進程。2025年是提交《巴黎協定》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的時點。利用這一契機，展示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決心和行動，突出中國綠色發展的全球貢獻，尤其是對“一帶一路”參與國家綠色發展的援助和支持，以及在國際氣候治理中的積極角色，呼吁各國加強合作，為共同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標貢獻力量。

積極拓展國內零碳能源的產能與發展空間。中國風光產品的產能并非如同西方鼓吹的那樣已然過剩，當前存在的“內卷式”競爭現象，本質上是市場出清的過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術更新換代快，市場準入技術門檻低，國內市場消納可再生能源還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礙，既得利益的化石能源行業壟斷地位對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制約還需進一步推動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破局。2024年，我國太陽能與風電裝機容量之和達到14.07億千瓦，已逼近火電14.44億千瓦的裝機容量。[2]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設。我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應用還有很大的市場空間。以分布式屋頂光伏為例，資源潛力豐富，可在不犧牲土地資源的情況下增加零碳電力的供應。中國有著數以億計的鄉村民居、城鎮獨棟住房等低層建筑，屋頂光伏生產的電量充裕，但發電量不均。若加上當前技術經濟性成熟的壓縮空氣、鋰電、鈉鹽等電化學儲能，以及其他儲能技術，可以平抑滿足數天或更長時間的保供需求，與電網聯通則余量零碳電力低價或平價上網滿足城市和工業集中用電。這種“光-儲-用”一體化的方案最終可形成獨立微單元的運行模式，眾多的零碳微單元聚合體形成零碳能源微電網、局域網，相對獨立并與區域能源網絡互聯互通，形成零碳能源產用融合綜合體，不僅可以減少區域大電網的裝機容量和負荷，還可以推進區域乃至國家層面的凈零碳進程，從而激活并放大零碳能源的發展動能與應用空間。

有序減退化石燃料，加快能源轉軌的步伐。黨的二十大就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作出戰略部署，明確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的基本原則。化石能源有序退出要考慮三個方面因素：一是現有化石能源產業的沉淀成本，如過早退役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閑置；二是市場擠出效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快速發展，加上儲能技術的成熟，新能源會在市場上把煤電擠出；三是高碳鎖定，如果化石能源高碳產業不退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無法按時實現。根據已經確定的“雙碳”時間表和路線圖，積極創造必要的相關條件，統籌兼顧經濟發展和安全，堅持“雙碳”引領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綜合整治新能源行業“內卷式”競爭。

以拓展零碳產業鏈的國際市場，化解國際氣候資金難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溫室氣體排放大國，雖然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但國際社會對中國抱有更多的期待。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以來，中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并動員氣候變化相關資金超過1770億元人民幣。[3]當然從現實情況看，單純依靠大量資金支付援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并不可行。為此，中國需要探索出一條新的路徑——通過拓展零碳產業鏈的國際市場，有效應對國際氣候資金的挑戰。中國物美價廉的新能源技術和產品，在發展中國家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將先進的零碳技術出口至其他國家，不僅能夠幫助其他國家實現低碳轉型，還能通過技術轉讓和項目合作獲得經濟收益，從而為國際氣候行動提供間接支持。歐盟、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可以開展“南北南”三方合作，歐盟的資金、中國的技術和產品在發展中國家應用，不僅可化解歐盟的出資難題，也能拓展中國的市場機遇。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邊合作，歐盟也可以參與市場認證，增強中國援助的公信力。通過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攜手，共同投資、研發和推廣零碳技術，實現產業鏈全球化布局，不僅可以降低氣候資金壓力，還可以為零碳能源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

推動零碳能源發展，堅持開放合作，與國際社會共享發展成果。通過技術輸出、項目合作、簽訂雙邊或多邊合作協議等方式，我國不斷擴大零碳能源國際市場及國際影響力，引領國際話語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我國零碳能源的發展不斷拓展與創新，正在逐步重構并引領國際氣候治理體系重構。此外，需要制定一系列與國際接軌的投資標準、金融規則、貿易規則、行業標準，為全球零碳能源的普及提供有力保障。

【本文作者為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工業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北京工業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陳夢玫，對本文亦有貢獻；作者感謝陳洪波等參與部分內容的討論；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項項目“面向碳中和的中國經濟轉型模式構建研究”（批準號：72140001）階段性成果】

注釋略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