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是我國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安全治理秩序的必然選擇，也是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推進國家文化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當前，我國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面臨外部意識形態競爭與文化滲透、 內部文化發展與治理的復雜性，以及數據與技術安全風險等諸多挑戰。未來，應以新質生產力驅動國家文化安全能力躍升，推進國家文化安全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在活力和秩序的統一中推進治理觀念變革，優化國家文化安全能力戰略布局，從而全面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

【關鍵詞】信息化 國家文化安全 新質生產力 文化領域治理能力 國家文化安全能力

【中圖分類號】D630/G1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5.009

【作者簡介】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二級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文化產業理論與政策、國家文化安全戰略與治理、文化改革與發展、文化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中國國家文化安全論》《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論》《文化產業發展的中國道路——理論、政策、戰略》等。

2024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1]這一重要論述為推動國家文化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方向，也為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供根本遵循。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信息化不僅重塑著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形態和經濟基礎，也深刻改變著中國文化生產力的發展形態和文化基礎。從思想、精神和文化層面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不僅是對我國文化領域深刻變化的有效應對，也為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指明方向、明確重點、提出要求。在這一背景下，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命題。這一命題不僅關乎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權，更直接影響推進我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

信息化條件下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的必要性

根據1997年召開的全國信息化工作會議的定義，信息化是指培育、發展以智能化工具為代表的新的生產力，并使之造福于社會的歷史過程?？茖W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成為信息化條件下文化構成和存在方式的核心標志，并正在深度重塑文化的現代化形態。

信息化為國家文化安全帶來新的挑戰。信息化是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但其本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當今世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深刻改變著人類的思維、生產、生活、學習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發展的前景。”[2]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圍內蓬勃發展，“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基礎，已快速融入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和社會服務管理等各個環節，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3]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文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和能力也面臨重構。

另一方面，信息化在改變文化生存現代化環境和條件的同時，也為國家文化安全帶來了新的安全風險和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4]這些風險挑戰既包括外部的意識形態競爭、文化滲透和“顏色革命”圖謀，也包括內部因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而引發的文化發展與安全問題，如思想觀念沖擊、文化權利訴求以及信息化條件下文化生成、消費、傳播變革帶來的治理挑戰。這些挑戰深刻反映著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現代化所面臨的嚴峻形勢，直接關系到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的穩固。

數字和數據作為一種新型權力形態，在一定程度上擠占著國家文化權力空間。表現為部分公共文化管理職能被數字權力取代，文化生產、組織和傳播因數字權力的深度介入而發生戰略性重組。在此背景下，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問題，而是關乎國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戰略問題。這不僅影響國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必然影響文化權力實施環境和機制的調整，進而推動國家文化安全戰略布局的變動與調整。因此，國家文化治理的理念、制度和技術亟待進行數字化再造。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戰略性地調整和改變文化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已成為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培育新動能的鮮明特征。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進入新時代，我國面臨更為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外部壓力前所未有，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黑天鵝’、‘灰犀牛’事件時有發生。同形勢任務要求相比，我國維護國家安全能力不足，應對各種重大風險能力不強，維護國家安全的統籌協調機制不健全。”[5]這正是我們強調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推進國家文化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原因。推進中國文化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是應對國家文化安全現代化挑戰的必然選擇，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信息化條件下全球文化安全治理結構正面臨戰略性調整與重構。信息化作為當今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核心特征和必然趨勢，深刻影響著全球文化安全格局。中國的文化安全治理不僅是全球文化安全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關鍵領域。因此，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既是積極應對全球安全治理挑戰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提升自身影響力的內在要求。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科技革命與大國博弈相互交織，高技術領域成為國際競爭最前沿和主戰場，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發展格局。”[6]在這一過程中，文化被深度賦予地緣政治內涵，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化不僅重構著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也在重塑全球文化安全治理體系。中國在文化信息化和數字化領域起步相對較晚，但發展迅速。中國既受制于現行國際治理規則和秩序，也面臨著外部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制約與打壓。然而，中國亦是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貢獻治理智慧的重要力量，這種雙重角色定位使得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面臨著基于不同治理價值觀的矛盾沖突。當前，個別國家憑借其在科學技術領域的先發優勢，試圖借助信息化重構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格局，維護西方價值觀在全球治理秩序中的霸權地位，加劇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關系的矛盾與沖突。因此，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不僅是推進國家文化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應對全球治理赤字、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重塑全球文化文明安全治理秩序的重大戰略任務。

當前，圍繞科技制高點的爭奪空前激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能不能適應和引領互聯網發展，成為決定大國興衰的一個關鍵。世界各大國均把信息化作為國家戰略重點和優先發展方向，圍繞網絡空間發展主導權、制網權的爭奪日趨激烈，世界權力圖譜因信息化而被重新繪制，互聯網成為影響世界的重要力量。當今世界，誰掌握了互聯網，誰就把握住了時代主動權；誰輕視互聯網，誰就會被時代所拋棄。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得網絡者得天下。”[7]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引發國際文化分工的重大調整，世界主要國家在加大科技創新投入、發展新興文化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同時，也在加快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國家文化產業競爭力，搶占未來文化競爭優勢地位。

以新質生產力驅動國家文化安全能力躍升

現代國家文化安全能力的構建，是一個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在國家安全治理進程中持續推進的過程，不同的社會生產形態塑造了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國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創新性成果，新質生產力不僅深刻影響著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結構，推動著社會生產力的戰略性調整，而且在文化領域和國家安全的各個方面重塑著國家安全力量形態。新質生產力正在成為文化領域的重要力量，驅動文化生產力的變革，并塑造以新質生產力為特征的國家文化安全能力。

新質生產力推動信息化條件下的文化生產力革命。2018年9月17日，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在上海開幕，習近平主席在賀信中指出：“現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間，拓展了國家治理新領域，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8]尤其是當“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動能，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9]以創新為主導、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的新質生產力，正在重構現代社會的生產力形態。

文化生產力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每一次文化生產力革命在推動文化發展的同時，也帶來新的文化安全挑戰。發展與安全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對基本矛盾，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新質生產力作為一種新型生產力，正被廣泛應用于文化產品的生產、創作、消費和流通過程中，深刻改變著文化生產力形態和社會文化關系，重構著人們的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因此，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已成為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的關鍵博弈領域，文化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與質量形態直接關系到國家文化安全能力的構建。加快形成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需增強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強化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的先導戰略地位，以科技實力和創新優勢為依托培育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推進國家文化安全能力建設，實現高質量文化發展與高水平文化安全的良性互動。

在信息化條件下，掌握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進行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生產與傳播，已成為信息化時代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特征。新質生產力集中體現著信息時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特點，不僅能夠改變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生產和傳播方式，而且重塑著國家文化安全的社會生產力基礎。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必然要求構建與之相適應的新型文化生產關系，這涉及經濟、社會、安全、思想的全面變革，需要推進創新性、深層次、系統性改革。

以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驅動國家文化安全能力躍升。在信息化時代，文化領域的生產力發展已成為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支撐。文化生產力的演進與科學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關，其更新迭代遵循從傳統形態向新型形態的轉換規律。新質生產力推動文化生產力從傳統形態向新型形態轉換的過程，不僅推動文化生產力的發展，也為國家文化安全注入新的動力。以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為抓手，借助科學技術賦能、文化創新驅動和質量提升保障，實現從傳統國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向現代化治理能力的跨越，提升信息化條件下的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已成為推進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比如，《黑神話·悟空》和《哪吒之魔童鬧?！匪宫F出的全球影響力和傳播力，充分彰顯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所蘊含的巨大創造力。

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主席出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時指出，“新興領域戰略能力是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重要組成部分，關系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關系國家安全和軍事斗爭主動，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意義”，“要更新思想觀念，大膽創新探索新型作戰力量建設和運用模式，充分解放和發展新質戰斗力”。[10]這一重要論述明確提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新質生產力與新質戰斗力的高效融合，打造新質生產力和新質戰斗力的增長極，為維護和塑造國家文化安全、推進國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新質戰斗力是對新一輪科技革命條件下我國新軍事安全能力的高度概括，其在國家安全意義層面表現為以新軍事安全構成的新質國家安全力。文化具有戰斗力屬性，是戰斗力的一種構成形態，思想戰、輿論戰、認知戰、心理戰等都是“文化戰”的具體表現方式和存在形態。文化不僅是戰時凝聚民族力量的戰略工具，也是平時塑造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從新文化運動到抗日戰爭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文化始終是喚起民族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把圖書當作武器”，[11]利用其進行宣傳與文化輸出。這一策略在冷戰時期進一步升級，成為美國對蘇聯發起“文化戰”的戰略工具，至今仍是美國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的關鍵內容。然而，文化領域的競爭早已超越傳統形態。進入信息化時代，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成為新的戰略工具，其武器化趨勢對國家文化安全構成新挑戰。當人工智能逐漸融入文化生成與傳播的過程中，國家文化安全邊界也隨之拓展至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文化領域。文化的信息化、現代化列裝程度直接關系到國家安全戰略博弈的成敗。當前，美國并沒有因為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出現而放棄文化霸權手段，反而將文化與科技領域“武器化”作為維護其全球戰略優勢的重要手段，凸顯了信息化條件下文化安全的戰略地位。比如，美國硅谷風投資本家安德森將中國深度求索公司（DeepSeek）開發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比作冷戰時期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稱其發布是美國人工智能界的“斯普特尼克時刻”，這充分體現了美國將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國家安全治理觀。因此，加快以新質生產力驅動國家文化安全能力躍升已成為當務之急，這包括傳統文化產業的現代化升級、新興文化產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是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能力構造體系。

信息化條件下的文化領域已成為構建完整有效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的重點。當前，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競爭力正從傳統競爭力領域轉向新質競爭力領域，從現實空間向現實與虛擬空間并重的現代國家文化安全領域拓展，呈現傳統與現代國家文化安全相互聯動發展的態勢。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作為一種新質文化競爭力戰略形態，其發展水平與成熟度，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安全競爭力和國家文化安全的總體態勢，這在大國國家安全戰略競爭力的博弈中尤為突出。隨著人工智能等新質生產力構成要素成為國家安全能力構成的關鍵內容，提升新興領域戰略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人工智能競爭不僅是安全能力的競爭，更是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競爭，其本質是國家戰略的競爭。當這一領域的競爭日益轉變為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競爭時，塑造國家文化安全能力就具有了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大意義。國家文化安全能力的現代化建構程度，將取決于新質生產力在國家文化安全領域的運用程度。

以新質生產力推進國家文化安全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國家文化安全能力可以劃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基于傳統生產力形成的；另一種是在現代生產力基礎上形成的。以新質生產力為基礎，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以推進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為目標，以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等現代科技在文化安全領域的應用為支撐，形成的系統性、現代化的國家安全文化能力，不僅展現出傳統與現代文化安全的聯動發展，更是新質生產力和新質生產關系在國家文化安全領域發展演變的生動體現?？傊?，國家文化安全能力是一種兼具維護和塑造國家文化安全雙重功能的重要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12]這是文化立得住、行得遠的關鍵指標，也是國家文化安全能力的重要構成。文化硬實力作為戰略性基礎設施，是支撐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要基礎，而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則是其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文化生產與傳播的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構成國家文化安全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強有力的文化生產能力和傳播能力，將難以形成現代化的國家文化安全能力。

信息化是一個宏觀的、動態的文化生產力發展過程，在不同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特征和內容，當前集中表現為人工智能發展對文化領域生態系統的影響。數據與數據安全作為人工智能的重要構成要素，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數據基礎制度建設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要維護國家數據安全”，“促進數據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13]這不僅是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的重大戰略選擇，也是推進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向。

信息化是塑造國家文化安全能力的重要手段和戰略基礎，國家安全和國家文化安全均受到信息化程度的深刻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信息化是國家文化安全能力建設的決定性因素，沒有信息化就沒有國家文化安全能力的發展。信息化條件下，以國家文化安全能力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這既涉及培育和構建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也包括升級改造、更新迭代傳統文化生產力。傳統文化生產力在國家文化安全能力構造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當前，傳統文化產品形態仍然是文化消費的主體；傳統形態的國家文化安全力量的戰略博弈，依然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主流；圖書出版、電影電視、文學藝術、新聞傳媒等傳統文化產業領域，依然在國家文化安全戰略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借助傳統文化安全形式和形態實施文化和意識形態滲透，依然是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競爭的主要領域和主要形態。在這種背景下，以新質生產力驅動國家安全文化能力躍升，已成為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在活力與秩序中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

“活力與秩序”，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處理好若干重大關系》中提出的一對國家治理概念與范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處理好這對關系是一道世界性難題。”[14]揭示了處理好這對關系在理論上的創造性價值和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應當而且能夠實現活而不亂、活躍有序的動態平衡。”[15]這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要實現的一個重要價值目標。

以活力建構秩序，推進治理觀念革命。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是一個兼具理論和實踐價值的重要命題，需要在信息化不斷發展的進程中尋找科學的解決方案。這不僅是文化治理體制和機制的變革，更是創造性生成能力的變革。

2024年底，中國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發布了一款基于中文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以較低成本實現與美國同類產品相當的性能，重塑著全球人工智能競爭格局。其成功源于算法優化和技術創新，這種創新思維不僅為人工智能時代提供新的競爭思路，也啟示我們優化數據處理、提升算法效率，并將其應用于文化治理。開源與閉源兩種人工智能模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自信、文化開放觀和文化治理觀，當開源能夠實現更高層次和更具前瞻性的安全治理時，開源就是安全的。從全球安全治理角度看，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對國家安全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開源即活力，活力即秩序。傳統文化被賦予現代性，現代文化融入傳統性，傳統與現代的邊界正被重新定義。這種融合不僅是文化的變革，更是科學的創新。深度求索以創新活力構建人工智能的新秩序和新文化，開啟低成本、高效率、全球化的人工智能新時代，生動展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科技領域的創新智慧，打破美國在通用人工智能領域的定義權，重塑全球對人工智能創新的認知。在深度求索的創新實踐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現出巨大的創造潛力。創新活力的激發解構了傳統的“基于規則的秩序”，構建起全新的“基于活力的秩序”。

文化領域既需要活力，又需要秩序，二者的協調發展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實現活而不亂、活躍有序的動態平衡，既是文化發展問題，也是文化安全問題；既是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的核心目標，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戰略任務。文化領域的信息化和數字化與信息領域、數字領域的文化化雙向賦能，正在深刻改變文化形態和信息形態。傳統的文化治理理念面臨挑戰，亟須重塑文化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觀念。具體而言，需將價值觀融入團隊文化，凝聚創新人才，適配創新社會制度與文化治理資源，以開源活力為基礎構建新秩序，充分發揮文化創造者和貢獻者的作用，從而推動文化治理的創新與發展。

優化國家文化安全能力戰略布局。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的自我再生與創新發展迫在眉睫，其現代化進程將直接影響文化領域的活力和秩序。未來，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現代化將轉向深度超前的變革，通過自身的更新和再造，為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提供可持續的創新能力，以適應信息化變革的快速發展。

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的變革不僅是文化發展戰略的重大考量，更是文化安全戰略的深化。安全與發展正在發生史無前例的疊加與融合，帶來非預見性變革。以深度求索公司為代表的非戰略性、非預見性創新，正深刻重塑網絡生態格局與秩序。它改變著人工智能的治理規則和理念，為重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提出一種創新的可能，即治理不僅是一種規制性制度安排，更是一種能夠為規制性制度提供創造性規制能力的動態過程。同時，它還顛覆了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傳統話語敘事和理論假設，改變著全球人工智能競賽游戲規則，迫使所有關于人工智能的理論和制度假設重新構筑。這為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提供了深刻啟示：將規則的改變和規制重建作為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的戰略目標，重新規劃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的變革。因此，必須優化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布局，優化國家文化安全能力戰略布局，推進國家文化安全縱深建設。

科技安全、網絡安全、人工智能安全是我國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與國家文化安全深度交融，構成信息化條件下國家文化安全空間的內涵和外延。這些領域的活力與秩序不僅深刻影響著文化領域的生態，還決定著國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發展走向，及其在維護和塑造國家文化安全中的作用，進而影響國家安全的保障水平。因此，必須將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納入構建國家文化大安全格局的戰略規劃之中，以塑造國家文化大安全格局為目標，推進國家文化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018年7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指出：“未來10年，將是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10年。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積聚力量，催生大量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給全球發展和人類生產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16]這一預見正在成為現實，也昭示著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將迎來一場深刻的革命。面對復雜激烈的國際文化安全戰略競爭，必須從大歷史、大宏觀的角度構筑大安全格局，深刻認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挑戰與機遇，推動國家文化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鼓勵探索融合科技與社會參與的新型文化治理模式，推動文化治理的現代化與智能化。[17]加快建設數字文化強國，提升文化發展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為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戰略支撐。

（本文系202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ZD03）

注釋

[1]《錨定建成文化強國戰略目標 不斷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人民日報》，2024年10月29日，第1版。

[2]《習近平致國際教育信息化大會的賀信》，《人民日報》，2015年5月24日，第2版。

[3][13]《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 加強和改進行政區劃工作》，《人民日報》，2022年6月23日，第1版。

[4]習近平：《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求是》，2025年第1期。

[5]《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6]習近平：《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4年6月25日，第2版。

[7]《習近平關于網絡強國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42頁。

[8]《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06頁。

[9]《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機遇 共同推動人工智能造福人類》，《人民日報》，2018年9月18日，第1版。

[10]《強化使命擔當 深化改革創新 全面提升新興領域戰略能力》，《人民日報》，2024年3月8日，第1版。

[11]約翰·B. 亨奇：《作為武器的圖書——二戰時期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的宣傳、出版與較量》，藍胤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12]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14][15]習近平：《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處理好若干重大關系》，《求是》，2023年第19期。

[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44～445頁。

[17]王偉光：《聚焦體制機制改革推進文化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2024年第18期。

The Modern Leap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u Huilin

Abstract: Enhanc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cultural field under informat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 to respond to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reshape th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order, and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ruling foundation and mass base, as well as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Currently, China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 enhanc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cultural field under informatization, including external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cultural infiltration,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and risks related to data and techn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rive the upgrad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infrastructure for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advance the reform of governance concepts in the unity of vitality and order, and optimize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thereby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cultural field under informatization.

Keywords: informatization,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cultural field, national cultural capacity security

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