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迫切需要，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與人民安居樂業的有力保障。當前，有的地區基層社會治理面臨城鄉人口結構深刻變化、社會矛盾風險關聯交織、人員數量不足和能力欠缺等挑戰。山東臨沂市公安局立足地方實際，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治理體系，發揮黨建引領、矛盾化解、立體化防控、多主體協同、科技賦能等機制的作用，推出一批創新舉措，為以警務創新助力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有益經驗和路徑參考。

關鍵詞:基層社會治理  黨建引領  新時代  “楓橋經驗”  平安建設  智慧警務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時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提高基層黨組織領導基層治理能力。”[1]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不僅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也是推動社會和諧穩定、滿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抓手。

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勢在必行

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迫切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維護國家政權安全的高度，堅持和加強黨對基層治理的領導，把服務群眾、造福群眾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加強基層政權治理能力建設，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鄉基層治理格局，激發基層活力，提升社區能力，形成了群眾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當前，各種社會矛盾復雜交織，人口結構變化、網絡空間治理、新興業態監管等新課題不斷涌現，迫切需要我們加快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通過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風險防控能力，切實筑牢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基層防線。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基層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神經末梢”，基層的治理水平關系到國家治理的整體效能和現代化水平。基層社會治理，是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多領域的系統工程。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方式，才能提升基層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作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一環，需要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鄉基層治理格局，充分激發社會多方主體的參與熱情和創新活力；強化基層治理的制度保障，推動治理重心下移、資源下沉、力量下沉，提升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實現社會安定有序與人民安居樂業的有力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社會治理，要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根本坐標，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2]基層治理是直接面向人民群眾的治理，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實現社會安定與人民安居樂業的有力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只有健全社會治理體系，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著力解決人民急難愁盼問題，才能讓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需妥善應對新形勢新情況

當前，新形勢新情況對創新社會治理理念、完善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提出更高標準和更嚴要求。公安機關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主力軍，承擔著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職責，面臨著更多挑戰。既要精準防控各類風險隱患，又要規范執法保障公平正義；既要運用科技手段提升警務效能，又要密切聯系群眾做好服務工作；既要應對傳統治安問題，又要破解新型犯罪難題。所有這些，都對公安隊伍的專業能力、科技應用水平和群眾工作能力提出新的考驗。

城鄉人口結構深刻變化帶來治理新課題。一方面，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深入推進，人口城鎮化水平加速提升，人口流動更趨活躍。傳統的以戶籍、單位、檔案為基礎的社會流動管理體制，不能完全適應城鄉人口結構發展新變化。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大量涌現，新就業群體規模持續擴大，如何將其有效納入治理體系，成為治理領域亟待回答的新課題。另一方面，“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現象在農村較為普遍，由此帶來的老年群體多樣化民生需求，以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新問題，對夯實公共服務水平和基層社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社會矛盾風險關聯交織加大防控難度。農村地區青壯年多外出務工，留守老人、婦女、兒童自我保護、危險防范意識相對薄弱，盜竊、行騙事件時有發生，農村成為治安犯罪案件的多發地。與此同時，電信網絡詐騙等新型網絡犯罪頻發，威脅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對公安機關提升偵查打擊和預警防范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些經濟、民生領域的矛盾問題如不及時妥善解決，可能向其他領域傳導，增加矛盾化解的難度，社會矛盾日益復雜化、關聯化，凸顯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化解矛盾的重要性。

人員數量不足和能力欠缺制約治理效能提升。近年來，城鄉治理的重心逐漸下移，有的基層組織陷入“重心下移”與“負擔超載”并存的境地[3]，基層干部時常面臨權小責大、人少事多的難題。以山東省臨沂市為例，臨沂全市公安民警數量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不足萬分之六，警力配比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這種警力配備與人口基數不匹配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基層治理效能提升。同時，一些基層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的能力、運用現代科技賦能治理的能力不足，傳統的工作方法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變化、新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治理效能。

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警務創新實踐

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關鍵在于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治理體系。臨沂市公安局立足基層實際，堅持政治建警、改革強警、科技興警、從嚴治警“十六字總要求”，大力實施主動警務、預防警務，切實履行好黨和人民賦予的職責使命，以警務創新助力基層治理現代化。

構建以黨建為引領的工作統籌機制。公安機關和公安隊伍，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對公安機關而言，政治性是第一屬性，講政治是第一要求。臨沂公安深刻把握“公安姓黨”的根本政治屬性，堅持以政治建警為統領，將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一方面，持續深化黨的創新理論武裝與紅色精神傳承，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弘揚沂蒙精神，通過開展主題教育和黨紀學習教育，扎實推進黨建“五項工程”，確保公安隊伍絕對忠誠、絕對可靠。另一方面，讓黨組織發揮作用組織化、制度化、具體化，通過健全工作統籌機制破解復雜治理難題——建立“1+7+N”維穩安保機制統籌重大風險應對、“1+4+6”協同共治機制推動部門聯動、13個安全生產專業委員會細化責任分工，形成“一盤棋”工作格局。同時，推動黨組織向基層延伸，通過“警格+網格”雙網融合，選派黨員民警兼任社區黨組織副書記，將黨建工作與警務工作同部署、同落實，增強黨對基層治理的領導力和組織力。

構建以新時代“楓橋經驗”為遵循的矛盾化解機制。基層社會治理的重點在矛盾化解，關鍵在源頭預防。臨沂公安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為目標，構建處理矛盾的全流程閉環管理體系。強化排查“底數清”，市委部署“踐行黨群同心 深化矛盾風險化解 全力維護社會穩定”集中攻堅行動，同步開展“萬警進千村”大走訪，對各類矛盾風險開展全量摸排，推動問題早發現、矛盾早解決；完善化解“閉環管”，依托“鎮街、縣區、市”三級矛調中心，對矛盾糾紛實施分級分類研判，創新建立“三三”調解制，推動調解、信訪、仲裁、行政復議、訴訟等機制有效銜接，促進“案結事了、事心雙解”；聚焦難點“精準治”，針對農村矛盾糾紛多發等突出問題，出臺專項意見，壓實屬地責任，實施源頭干預，降低“民轉刑”風險，實現全市命案發案數量連續4年下降。這一機制將被動“滅火”轉為主動“防火”，從根源上維護基層社會穩定。

構建以立體化防控為中心的治安保障機制。平安是社會治理的基本要求，臨沂公安堅持專群結合、打防并舉，以“動態掌控、精準打擊、源頭防控”為抓手，全面落實新警務理念、新運行模式、新技術裝備、新管理體系“四新”要求，提升公安機關新質戰斗力，著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社會。織密防控網絡，構建“環臨沂、環縣際、環市區”三層防控圈，建立“安保、專項、常態、應急”四種查控勤務，布建“1、3、5分鐘”快速反應點，實現對重點區域、重點時段的社會面動態掌控。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深惡痛絕的各類突出犯罪，保持嚴打態勢，建立重大案件多警種聯合上案機制，常態化推進打霸治痞、掃黑除惡，2024年以來，全市刑事立案數同比下降19.35%。強化重點管控，梳理確定全市8717個重點場所，明確相關部門主體責任，實行“一場所、一方案、兩清單”精準管理，從源頭上消除安全隱患，確保全市重大公共安全事故“零發生”。立體化防控體系既提升了治安掌控力，又增強了群眾安全感。

構建以共建共治共享為目標的社會協同機制。基層社會治理需要多主體共同參與。臨沂公安堅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通過“警社融合、群眾參與、自治賦能”構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一方面，深化“警格+網格”融合，搭建“7+1”基層治理力量體系，建立“網格發現、社區呼叫、分級響應、協同處置”閉環機制，整合分散的基層治理資源。另一方面，拓展群眾參與渠道，加強與商會協會、民間救援隊等社會組織常態聯絡，在群眾中發展信息員，將群眾的“信息觸角”融入治安防控網。同時，激發基層自治活力，指導村（社區）將村民、居民參與矛盾化解和治安巡防納入村規民約、居民公約，推行美德信用積分制度，靈活組建義警巡邏隊、紅嫂調解隊、志愿服務隊等自治隊伍，讓群眾從“旁觀者”變為“參與者”，充分釋放基層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內生動力。

構建以科技為支撐的智慧賦能機制。科技是提升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關鍵因素，臨沂公安堅持向科技要警力、要戰斗力，以“數據賦能、模式創新、民生提質”為導向，打造智慧警務新生態，奮力推進公安工作現代化。建設“公安大腦”中樞，整合萬億級數據資源，構建“八大應用”實戰體系，并開發多類數據模型，實現對治安態勢的動態感知和風險智能預警。強化技術攻關能力，成立市公共安全創新發展研究院，組建高水平專家團隊，聯合國內頂尖機構研發智能裝備，實現智能技術對治理的有效賦能。重塑警務運行模式，按照“專業+機制+大數據”思路，構建以情報指揮中心為龍頭、三大中心為支撐的“1+3+N”新型警務運行模式，推動警務流程系統性重塑，既破解警力不足難題，又實現效能幾何級提升。推動成果惠民便民，通過智慧安防小區等項目，讓群眾直接感受治理現代化帶來的安全與便利。科技賦能使基層治理從“經驗驅動”轉向“精準智治”，將推動治理效能整體躍升。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論述，為新時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公安機關既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又是平安建設的主力軍，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公安機關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各地公安機關應緊密結合自身實際，推進公安隊伍專業化、職業化建設，不斷提升履行職責使命的能力和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服務高質量發展，努力為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法治中國，為保障人民幸福、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本文作者為原中央黨校副校長、教授】

注釋略

責編：劉 明／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