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建構性視角的中國國家敘事學和中國話語學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并未系統解決“說什么—怎么說—怎么做”三大核心問題。對此，可基于管仲“家—鄉—國—天下”層級治國思想和實踐方法論，從民族國家敘事、城鄉行業發展敘事、百姓日常生活敘事三個基本維度，建構大、中、小三個敘事層次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即通過“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的大敘事，確立文明坐標，提供意義框架；通過“以鄉為鄉”的中敘事，建構經驗證據，闡釋發展理性；通過“以家為家”的微小敘事，激活情感共鳴，實現價值共振。通過建立意義循環機制、動態調適機制和跨媒介敘事機制，最終形成“從分層傳播到意義共生”的三維敘事協同機制，為國際傳播提供兼具“文明機理—實踐動能—人性溫度”的實踐方法論。

【關鍵詞】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 管仲層級治國思想 民族國家敘事 城鄉行業敘事 百姓生活敘事

【中圖分類號】F426.67 【文獻標識碼】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9.008

【作者簡介】陳先紅，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故事創意傳播研究院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公共關系與戰略傳播、國家敘事與國際傳播，主要著作有《公共關系生態論》《公共關系學的想象：視域、理論與方法》《講好中國故事元敘事傳播戰略研究》等。 

索緒爾曾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語言“好比一張紙，思想是其正面，聲音是其反面，我們切割一面的時候不可能不同時切割另外一面。同樣在語言中，我們既不能使聲音脫離思想，也不能使思想脫離聲音”[1]。在國際傳播場域中，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綜合性議題，其基本維度不僅涉及“何以中國”之思想內核體系，而且包括“中國何以”之國際傳播內容體系。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直接關乎國家形象塑造、國際話語權建設和國際傳播效能提升。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2]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3]這表明構建一個清晰、自信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既能夠推動更具效力的國際傳播內容體系建設，又能夠積極回應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污名化，有助于消除國際民眾對中國發展的“誤讀”，向世界展示真實的中國形象，同時能夠促進國際合作，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悠久歷史，敘事話語資源非常豐富，管仲學派的“層級治國思想”，為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提供一個兼具中華文化根基與當代實踐意義的分析框架。管仲學派認為，國家治理必須在“家—鄉—國—天下”四個相應層級上使用相匹配的規則和方法，不能用家族“人情規則”來治理鄉里，也不能用治理國家的“法令規則”來處理天下事務。每個層級（家、鄉、國、天下）都有其獨特的運行邏輯和治理規則，絕不能規則錯位，也不能無主體性和差異性，更不能狹隘偏私。它啟示我們，對外傳播不能是內部話語的簡單平移，一個成熟、有效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必須具有針對性和層次性。基于此，本研究從民族國家、城鄉行業發展、百姓日常生活三個維度，建構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

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大敘事的文明基因與政治表達

“以國為國”是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邏輯起點和原則底線，是傳遞國家意志、描畫民族圖騰、引領人類發展的大敘事，多從國家命運、民族前途、政治博弈、社會變遷等角度出發，向全世界展示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和充滿活力的現代社會。大敘事維度要求對外敘事必須首先確立中國作為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的核心身份、利益與原則。但從國家敘事學的視角，如何詮釋“民族國家”及其“中國故事”，是一個復雜的世界性敘事。如何消除中西方“世界觀”和“中國觀”的隔膜，是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核心挑戰。

在近現代以前東亞世界的政治秩序中，“中國”概念中的“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是合二為一的。羅夢冊在《中國論》一書中提出，中國有“天下性”的一面，也有“國家性”的一面，所以中國是“天下國”。[4]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提出，一個民族自治其族者，是為民族國家即族國，一個民族統治其他民族者，是為帝國，而一個民族領袖其他民族以求共治者，為天下國。天下國超族國而反帝國，是國家之進步的形式，也或許是最進步的形式。[5]在中國的近現代思想史上，許多思想家也認為，中國不是一個普通類型的國家，而是一個特殊類型的國家，曰“超國家類型”。中國的“國”并非西方話語中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概念所能完全概括，它內在地包含著一個“文明型國家”的悠久歷史與獨特稟賦。“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意味著中國自古以來就尊重他國與自己的“不同”，這正是中國“民族國家敘事”的文化基因和歷史根基。因此，民族國家敘事必須將現代國家主權原則與中華文明“天下為公”“和而不同”的政治理想相融合，在“以國為國”的基礎上，追求“以天下為天下”更高層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秩序。本文提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大敘事，要圍繞“傳統中國文化故事”“現代中國發展故事”與“全球中國開放故事”三大體系展開建構。

傳統中國文化話語和敘事體系的構建。應以文明性為訴求，以作為“意義之網”的文化為紐帶，[6]講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在當代語境下開啟文明轉型的國家故事。實踐表明，文化中國是一個好的敘事母題，相較政治中國、經濟中國等其他中國議題，其具有更高的受眾友好度和更強的交流異質性，更容易在國際傳播實踐中獲得情感連接和文化碰撞的新鮮感，也更容易在理論話語中生產共享知識、達成共情理解。依托文化中國可以穿越時空，有效整合多樣化故事資源，更易展開中國故事的“元敘事”傳播戰略。[7]

構建傳統中國文化話語和敘事體系的關鍵在于，應將“文化中國”作為兼具豐富內涵和厚重積淀的中國IP加以培育，建議重點聚焦“家庭價值觀、春節、漢字、《西游記》、儒釋道”五大故事題材，將其作為一組具有示范性和實驗性的故事—話語—敘事樣本，圍繞文化理念、文化儀式、文化符號、文化產品、文化活動、文化信仰六個維度構建文化中國的IP故事世界。實施講好中國故事元敘事傳播戰略，具體包括家庭價值觀話語和家庭公共外交敘事體系、春節非遺話語和儀式敘事體系、漢字多模態話語和跨媒介敘事體系、《西游記》多模態話語和文旅融合敘事體系、儒釋道文化信仰話語和中國思想理念敘事體系。運用國際受眾“聽得懂、愿意聽、樂意傳”的表達方式，充分展示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與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貢獻。

現代中國發展話語和敘事體系的構建。應以現代性為訴求，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核心概念，以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建設成就為主線，講述中國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故事，講述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充分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與發展活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由是觀之，獨立自主、和平發展、高質量發展等構成現代中國發展話語和敘事體系的核心概念。

全球中國開放話語和敘事體系的構建。應以經濟全球化為訴求，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底本，講好全球治理、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國際社會共榮、國際文化交流、國際生態環保的故事。構建全球中國開放話語和敘事體系的關鍵在于，以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為核心訴求，講述中國融入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故事。突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構建開放、合作、共享的國際形象。

在國際話語場域，文化、發展、開放是能夠聚焦國際話題、形成國際話語標記的三個關鍵性概念。“文化”是與“文明性”相關的概念，是具有中心意義的重要科學概念；“發展”是與“現代性”相關的概念，是代表社會變遷和國家發展的先進性指標；“開放”是與“全球性”相關的概念，是一種“使得經濟以最有效的方式為大多數人而運行的力量”，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這三個核心概念能夠推動形成清晰的微觀話語結構，從而構建具有高度解釋力和競爭力的國際話語框架。

因此，在全球化語境下，我們應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宏觀話語框架下，聚焦文化、發展、開放三個關鍵詞，建立中國文化話語和敘事體系、中國發展話語和敘事體系、中國開放話語和敘事體系，這些大敘事體系構成“講好中國故事”的宏觀和微觀結構，有助于解決中國對外話語的信息性失語或主題性缺失的問題，它們是最能夠彰顯中國話語說服力的底層敘事和軟實力工具。[8]

以鄉為鄉——中敘事的實踐邏輯與技術賦能

“鄉”是連接“家”與“國”的中間場域。在當代語境下，“以鄉為鄉”對應的是省域、城市、鄉村以及各行各業等中觀層面的治理實踐與發展故事。當前，中敘事正日益成為中國對外敘事的主要渠道和實踐窗口。城鄉是因城市和鄉村功能差異和互補而形成的相互依存、互促共榮的共同體，[9]隨著鄉村全面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進入國際公共話題領域，以城市鄉村和不同行業為切入點，講述中國在地方治理和行業實踐中的成功經驗越來越受歡迎。這些“中敘事”既不追求大敘事的全面性、普遍性，也不局限于小敘事的具體事件或個體經驗，而是關注某個地域空間在一定范圍內的發展和變化，關注城鄉在具體主題或議題方面的發展變遷。究其實質，中敘事是現代化理論在中國語境下的在地化重構，應以中國城市和鄉村敘事為緯、以中國行業和職業敘事為經，圍繞城市發展敘事、鄉村全面振興敘事、城鄉交往敘事、各行各業發展敘事等主題展開。

城鄉行業發展敘事的主體內涵。一般而言，中國對外話語與敘事體系構建，應基于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城市與鄉村三組概念，建立理解中國、讀懂中國的基本框架[10]。如果說民族國家敘事體系是安德森所謂的“想象的共同體”視角，那么城鄉和行業敘事體系則是“實在共同體”視角。城市和鄉村是中國社會的二元化存在，雖不具備絕對意義上的“文化自明性”，[11]卻具備敘事意義上的“主體自明性”。城市與鄉村屬于不同的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大不相同。但在一體化的社會語境中城市與鄉村呈現出復雜的交融。作為不言自明的地理存在，城鄉中國和行業發展在城鄉交往和城鄉文化建設中彰顯出“主體性”或“主體間性”，在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的復雜交織中，城鄉融合敘事凸顯出中國形象的深邃和厚重。因此，系統構建中國城鄉和行業發展對外話語和敘事體系，可以反映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整套制度設計、歷史延續，可以展示中國發展的“實踐邏輯”與“治理效能”，為宏大敘事提供堅實而豐富的經驗證據，有助于克服“敘事懸浮”難題。

城鄉行業發展敘事的理論建構。對中國城鄉行業敘事的考察，有助于辯證地理解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以及各行各業的發展現狀，進而重建中國城鄉行業敘事與對外話語體系。簡單地說，20世紀的中國大致有四類城鄉行業敘事：其一，啟蒙敘事，即城市代表著進步，鄉村代表著發展滯后；其二，現代敘事，即城市代表著文明，鄉村代表著質樸；其三，革命視角，即城市象征著機遇、財富和職場打拼，鄉村象征著傳統、回歸和留守。其四，浪漫視角，即城市與工業污染相關聯，鄉村寓意生態田園；城市代表著農民工和小鎮青年夢寐以求的“詩和遠方”，鄉村代表著城市人的“精神原鄉”桃花源。一般而言，中國城鄉話語和敘事往往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呈現城鄉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距在無形之中被放大，逐漸形成一種“刻板印象”。[12]如果說20世紀以來鄉土中國的話語，蘊藏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13]那么21世紀以來“鄉村全面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話語，則同構性地表現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史變化，讓人感受到“鄉土中國”“城鄉中國”向“城鎮中國”的現代化轉變。

因此，在理論建構層面，應突破“傳統—現代”二元對立敘事，建立“流動的現代性”理論框架，結合曼紐爾·卡斯特“流動空間”理論與項飆“附近消失”的觀察，提出“壓縮現代性”概念——中國城鄉行業發展同時經歷著工業化、信息化、生態化的三重轉型，這種時空壓縮性既產生“數字鴻溝”等結構性矛盾，也催生“直播電商賦能傳統產業”等創造性實踐。這些將抽象的“中國模式”轉化為可感知、可比較的治理樣本，證明中國大敘事具備強大的地方執行與制度適應性。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幅“中國之治”的生動畫卷，向世界表明，中國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夠在不同層級落地的治理體系。

城鄉行業發展敘事的實踐方法。對外敘事不能僅停留在國家理念的宣示，必須提供豐富的“中觀”案例作為支撐。講述深圳的創新生態、浙江的數字治理、貴州的大數據產業或湖北“精準扶貧”在具體縣域的落實過程，正是“以鄉為鄉”的體現。城鄉行業敘事應通過聚焦數字化轉型中的結構性變革，展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獨特性，讓人真切感受到城鄉居民的生存實況、身份變遷與精神追求，呈現出多方融合、共生共榮的中國新城市、新農村、新農業、新農人、新職業敘事主體形象，最終完成城鄉中國精神結構與命運變遷的對外話語體系建構。城鄉融合敘事應以“縣域經濟”“特色小鎮”為載體，通過“產業集群＋直播電商”等案例敘事，闡釋“新型城鎮化”的“去中心化”發展路徑，通過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平臺形成“生產—傳播—消費”閉環，這樣不僅重構經濟產業價值鏈，更創造“Z世代參與活化”的新型文化治理模式。

除城鄉敘事之外，行業轉型敘事也是中國敘事的重要主題。行業職場敘事是關乎國計民生的一個現代性面向，是呈現現代社會制度、現代職業精神與文化追求的具體體現，能夠反映法治、醫療、教育、養老等各行各業的發展水平，展現國家經濟社會結構的多樣面貌。各行各業都應為中國敘事提供大歷史背景下的“小歷史”軌跡，大敘事語境下的中敘事話語。行業職業敘事能夠建構中國敘事體系的表層結構和深層邏輯，不斷撥開事物的蕪雜與暗影，直指行業真實面貌，為建構中國行業職業的故事世界提供故事情節展開的邏輯背景和息壤，進而豐富中國敘事的生動視角與豐饒空間，增強其深度吸引力。

在實踐方法上，首先，應將豐富的城鄉行業場景打造為世界級旅游目的地，成為“China Travel”的網紅打卡地，這是吸引公眾參與的重要方法和路徑，是構建中國城鄉對外話語和敘事體系的實踐方法論。從城市更新到鄉村全面振興的敘事，兩者之間共通的底層邏輯，是依靠“場景內容”的持續運營，場景敘事聚焦“遠者來，近者悅”，即遠方的人能夠來，近處的人能夠常來。因此，構建中國城鄉和行業敘事體系的共同目標，應以人為出發點，尋找“地方敘事”的邏輯起點，圍繞人、事、物、場、境五大維度，打造具有吸引力的實體公共空間，促進國內外民眾之間的交流互動和文旅體驗。其次，應持續深耕并拓展“講好中國故事創意傳播國際大賽”等活動的傳播力、影響力，使其在國際傳播場域成為“全民參與講好中國故事”總動員機制和公共活動平臺，這是中國好故事內容生產和網絡傳播的實踐方法論。講故事大賽作為一種具有復制性和創新性的文化生產系統，可以打造UGC、PGC、OGC、PUGC、MGC、AIGC等多方主體協同生產模式，將中國故事國際傳播實踐，由從上到下的“公傳播”變成從下往上的“共傳播”，從由內而外的“內傳播”變成內外兼顧的“整合傳播”，從由中國自己說自己好的“自傳播”，變成讓別人來說中國好的“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創意傳播國際大賽的重要意義在于，依托各行各業“基于事實的巧傳播”，映射城鄉中國與行業發展的雙重變革，以更具穿透力的視角解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獨特經驗，為中國故事注入生動鮮活的傳播內核。

城鄉行業發展敘事的技術賦能。當前，鄉村全面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亟待通過技術賦能，生產符合國際受眾需求的傳播內容。人工智能技術蘊藏著改變中國故事國際傳播生態的巨大潛能。Chatgpt、Deepseek、Sora、可靈等大語言模型展現了文生、圖生、音生視頻的“世界模擬器”的全新可能性，中國故事短視頻的內容生產自動化與媒體形態一體化面臨著巨大機遇和挑戰。我們需要運用人工智能技術，賦能中國城鄉行業對外話語和敘事體系建構，推動中國故事智能化精準傳播。智能化批量生產的中國好故事可以作為一種具有公共道德性、公共精神性、公共象征性、公共修辭性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在行動、信仰與精神層面建構國際社會對中國社會更深層次的了解、理解和信任想象。

技術賦能敘事應超越技術決定論的淺層解釋，通過建立“技術嵌入—制度調適—社會變遷”的因果鏈條，將技術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并與社會制度形成雙向互構。行業轉型敘事的理論突破點也需要通過技術賦能，重構“中心—邊緣”的產業話語體系。應聚焦“新基建”“雙碳”等戰略目標領域，建構“技術自主—產業升級—全球貢獻”的遞進式技術賦能敘事，揭示中國如何通過“技術賦能”的全產業鏈布局，重構全球經濟產業鏈的權力格局。如將新能源汽車敘事與“雙碳”目標相聯結，構建“技術創新—生態治理—全球責任”的復合話語體系。

以家為家——小敘事的情感連接與價值共振

“家”是人類情感的最小共同體，也是普世價值的最強共鳴場。“以家為家”小敘事必須尊重并深入個體生命世界的微觀邏輯，以真實、具體、充滿煙火氣的日常生活作為敘事的基石。

百姓生活話語和敘事體系的內涵與理論建構。一個完整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結構，不能只包含自上而下的民族國家官方敘事，或者以城鄉行業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公共敘事，還應包括作為“公共敘事的補充”的個體敘事。個體敘事參與能夠拓展中國話語空間，形成對國家話語和公共敘事的有效補充。國家敘事作為一種戰略傳播方法，是通過文化建構形塑“我們群體”的一種手段。從世界范圍看，國家敘事的權利主要集中于國家機構、媒體以及文化機構手中，且呈現“類型化”特征，國家媒體敘事影響全球公眾的個人敘事。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為每個個體的故事敘述提供更多渠道和發展空間，“小敘事”或者說是“地方化”的中敘事得以蓬勃發展。“去中心化”“平權化”的網絡傳播，使個體敘事有可能成為影響、引導甚至改變世界各國國家敘事的“替代方案”。所謂“小敘事”是指著眼于日常生活化的微觀敘事、“更謙虛”的凡人化故事，多以個人成長與自我實現、家庭與親情等為敘事主題[14]。小敘事的生活經驗建構能夠使日常生活世界變成貫通歷史、現在、未來的生活共同體。正所謂，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自下而上的個體敘事能夠站在“個人”的立場，從人倫、親情、情感、性格、人性角度出發，對“個人”復雜的生活處境和微妙的心理世界進行細致描摹，通過細節的瑣碎化、情節的日常化和價值的中立化等敘事方式，展現真實的中國生活景觀，實現與中國現實社會的深度同構。

小敘事體系的理論建構需實現“生活世界”的現象學轉向。依據阿爾弗雷德·舒茨的“社會世界意義構造”理論，中國百姓日常生活敘事不應停留在采集經驗事實層面，應揭示日常實踐背后的“意義之網”。比如，對于“小鎮做題家”現象的社會學解讀，表面是教育流動性的個體敘事，實質折射出“科舉文化基因—高等教育大眾化—就業市場轉型”的多重張力。這種分析路徑可融合皮埃爾·布迪厄的“慣習”理論與項飆“工作洞”概念，形成“結構制約—個體策略—情感體驗”的三維解釋框架。小敘事的方法論突破在于借鑒“情感轉向”理論，建立“生活政治”敘事范式，通過“具身化體驗—符號化表達—儀式化傳播”三階模型，實現政治話語的日常生活轉化。

構建百姓生活話語和敘事體系的路徑。在媒介技術迅速發展背景下，社交媒介為個體發聲提供平臺支撐，短視頻個體敘事異軍突起，創造出豐富的媒介內容。“過去一年，2.3億小鎮青年在快手上發布了超過28億條短視頻”。[15]其敘事主題較為分散，主要集中在生活、表演、情感、居住、景色等類別。小鎮青年的個體敘事，體現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成為展現中國真實形象的重要入口。如短視頻創作者李子柒，站在個體敘事的立場，以田園鄉村為背景，展示解決日常生活難題的傳統手工技藝，將觀眾帶入現實的中國美景、美食以及人民的美好生活當中，使其感受中國人的生活體驗與情感經驗。諸如此類的百姓生活故事是充滿生命力的中國敘事，其通過展現普通大眾豐富多彩的生活，創造出充滿“審美共通感”的中國形象。因此，構建中國百姓生活話語和敘事體系，應積極突破人物臉譜化、敘事類型化、情節模式化的“宣傳味”敘事，凝練既具有時代特征，又具有人類普遍性屬性的日常生活敘事，實現對中國人新生活方式的生動再現。日常生活敘事不僅要捕捉生活的滋味，展現柴米油鹽、人間煙火，也要站在永恒人性的看臺上審視人類的生活旨趣，在日常生活的蕪雜世相中，精心篩選能夠從本質上反映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細節和情節，并以創新的形式將其呈現出來。

進行受眾細分和精準傳播，探索和制定差異化、分眾化、精細化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是有效配置傳播資源，優化傳播效果的關鍵所在。應重點圍繞老、中、青、少、幼五個年齡層，構建不同生命階段的共性和個性敘事話語體系。其一，重點圍繞衣食住行、吃喝玩樂、生老病死等生活主題，構建百姓日常生活的共性話語和敘事體系；其二，圍繞老年休閑康養、中年家庭生活、青年奮斗成長、少年讀書求學、幼年童話神話等主題，構建百姓日常生活的個性話語和敘事體系。比如，應重點針對數字時代全球青少幼群體，提供具有針對性和適配其消費特征的多模態內容敘事。這些個體雖然存在區域國別差異，但具有“數字原住民”的共性特征和相似消費需求，更青睞短視頻、表情包等形式的視覺化表達。因此，應有針對性地打造符合這類群體話語風格的文字、圖片、音樂、影視等多模態話語，促進官方話語的“年輕態”表達。通過網絡二次元文化符號和新潮時尚的“網絡模因（meme）梗”，促進中國與世界青少幼群體雙向溝通。針對不同粉絲文化的流行趨勢，打造由漢服、飲食、影視劇、音樂、游戲、體育、節慶等組成的中國“國粉”文化和國潮文化矩陣，將培育粉絲文化與發展文化產業相結合，推進中華文明與世界多元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

三維敘事的協同機制：從分層傳播到意義共生

立足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新方位，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不僅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戰略核心，更是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文明對話與創新的理論基石。這要求我們以更開放的心態處理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政治與文化的復雜關系，在動態平衡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意義的新敘事范式。只有從民族國家到各級政府，從城市鄉村到行業企業，從組織個體到精英草根，形成多樣化、立體式、交互性的中國敘事格局和講故事生態網絡，才能不斷推動中國對外話語從學院式的“象牙塔”和自說自話的“語言牢籠”里走出來，更好融入具體生動的國際傳播實踐場景中，自然演化出包括中國思想知識敘事體系、道德規范敘事體系等在內的一系列中國特色社會治理敘事體系，向世界展現全面、立體、真實的中國。

構建新敘事范式應超越機械的系統論思維，基于復雜系統理論，建立意義循環機制、動態調適機制和跨媒介敘事機制，最終形成從分層傳播到意義共生的三維度敘事協同機制。意義循環協同機制應圍繞大、中、小三個敘事層級，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條意義循環鏈。如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敘事）—“中老鐵路”（中敘事）—“跨境商販Vlog日記”（小敘事）的自上而下意義循環鏈中：大敘事的文明價值通過中敘事的制度實踐具象化，最終在微觀生活場景中實現意義再生產；而在TikTok上，“中國鄉村美食”短視頻（小敘事）—“鄉村全面振興”（中敘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大敘事）的自下而上意義循環鏈中：小敘事的煙火氣和生活味獲得大量網民情感共鳴，引發國際關注，中敘事的鄉村美景和消費場景被賦予“鄉村全面振興”意涵，最終指向大敘事層面的“文明型國家發展道路”。各敘事層級形成“全息嵌套”結構，這種機制符合安東尼·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敘事結構既約束又賦能個體行動，微小敘事的日常記錄無意中成為國家戰略的民間注腳。

動態調適機制可基于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結合赫伯特·甘斯“新聞價值”理論與算法推薦機制，構建敘事敏感度評估矩陣，實時監測國際輿論場的敘事偏好與認知盲區，可以通過“文化距離—信息熵值—情感極性”三個維度對“敘事敏感度”進行評估，動態調整三層次敘事的權重配比——在文明對話場景中強化大敘事，在技術合作領域突出中敘事，在人文交流中深耕小敘事。比如，在伊斯蘭文化圈傳播時，增加“清真產業園”的中敘事權重；面對歐洲受眾則突出“工業遺產活化”的小敘事，這種差異化的敘事配置體現了不同文化語境需要配置特定的意義轉換機制。

建立跨媒介敘事網絡機制，應打造“紀錄片（大敘事）＋行業白皮書（中敘事）＋社交媒體話題（小敘事）”的內容組合拳。例如，依托《超級工程》紀錄片展現國家能力，由《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報告》提供專業背書，“比亞迪車主海外自駕”的用戶生成內容引發共情。在“紀錄片—白皮書—短視頻”的內容組合中，不同媒介形態形成互補的意義生產機制：4K超高清紀錄片《超級工程》通過“技術崇高”的美學震撼建構認知權威，行業白皮書以“數據可視化＋模型推演”完成專業背書，抖音挑戰賽“中國智造”則通過用戶生成內容實現參與式傳播。這種多媒介敘事策略可以在不同媒介平臺的內容流動中，形成集體智慧的生產網絡。

總之，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應遵循國際傳播規律、互聯網傳播規律和市場消費規律，圍繞“民族國家、城鄉行業、百姓生活”三維度進行大中小敘事，并通過意義循環鏈形成有機整體，使中國敘事既保持文明的厚重感，又具備時代的生命力。

結語：邁向“如地如天”的天下敘事

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建構性視角的中國國家敘事學和中國話語學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并未系統解決“說什么-怎么說-怎么做”三大核心問題，兩千多年前管仲學派提出的“層級治理思想”，對于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管子·牧民》開篇強調，“以家為鄉”“以鄉為國”“以國為天下”，都是違反運行邏輯和規則體系的；統治者必須遵循“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的差異性邏輯與主體性原則，[16]這一思想對于當今處理中國與世界關系，辨析對內話語和對外話語、國內敘事與全球敘事的差異，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

本研究基于管仲學派“家—鄉—國—天下”分層治理的運行邏輯與規則體系，建構了宏觀—中觀—微觀多層次協同敘事體系：通過“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的大敘事確立文明坐標，提供意義框架；通過“以鄉為鄉”的中敘事建構經驗證據，闡釋發展理性；通過“以家為家”的微小敘事激活情感認同，實現價值共振。在此體系中，“民族國家”大敘事劃定敘事起點和基調，決定“說什么”；“城鄉行業”中敘事提供敘事背景和路徑，規范“怎么說”；“個體百姓”小敘事則是具體的敘事系統，明確“誰在說”和“對誰說”。大敘事打造“文明型國家”的元敘事，中敘事構建“發展型社會”的專業敘事，小敘事培育“情感型傳播”的生活敘事，三者最終形成“文明機理-實踐動能-人性溫度”的立體化敘事實踐系統。

正如管子所言:“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必須主動超越基于血緣（不同生）、地緣（不同鄉）和國家（不同國）的狹隘認同，才能避免國際社會（遠者）不聽、不行、不從的疏離局面。中國話語與中國敘事體系的建構，本質上是“文明對話”的知識生產實踐，是文明主體性的再確認過程，需超越“文明沖突論”的對抗邏輯，轉向文明交流互鑒的共生哲學。尤其在人工智能深刻改變人類認知的今天，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創新既要避免“東方主義”的自我他者化陷阱，也要反對“文化本質主義”的排他傾向，更要警惕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所警示的技術烏托邦陷阱。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必須秉持“如地如天”“如日如月”般的公正無私原則，在“以國為國”的基礎上，積極邁向“以天下為天下”的更高維度，通過將中國文化置于文明交流互鑒、中國發展融入全球共同發展、中國開放置于全球治理的敘事框架之下，建立起一個更具包容性和吸引力的“國家利益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一種“挑戰”隱喻，轉變為“提供新解決方案”的機遇敘事，從而占據道義制高點。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講好中國故事與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JZD038；本文受華中科技大學中國故事創意傳播研究院文科雙一流建設項目基金資助）

注釋

[1]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語言的牢籠》，錢佼汝、朱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頁。

[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3]《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日報》，2024年7月22日，第1版。

[4]羅夢冊：《中國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18頁。

[5]梁溟漱：《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6]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上海：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5頁。

[7]陳先紅：《講好中國故事元敘事傳播戰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頁。

[8]陳先紅、秦冬雪：《全球公共關系：提升中國國際傳播能力的理論方法》，《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2年第6期。

[9]司偉：《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意義與實踐路徑》，《國家治理》，2024年第2期。

[10]嚴云山、文潔賢：《講好中國式現代化故事的地方敘事邏輯與路徑》，《學術探索》，2024年第11期。

[11]胡安寧：《論傳統文化之“不證自明性”》，《社會科學》，2022年第9期。

[12]李震：《新鄉村敘事及其文化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7期。

[13]李伯勇：《“原鄉·原城”的理論辨識與城鄉關系書寫研究——評張繼紅、郭文元〈“城鄉中國”的交往敘事：20世紀80年代以來小說研究〉》，《學術評論》，2023年第2期。

[14]劉子曦：《故事與講故事：敘事社會學何以可能——兼談如何講述中國故事》，《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2期。

[15]孫黎、馬中紅：《小鎮青年的“快手”世界：城鄉關系的個體敘事與情感表達》，《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11期。

[16]《管子》，李山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9頁。

Th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s

Chen Xianho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research on Chinese national narratology and discourse studies from a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remains in its nascent stage and has yet to systematically resolve the three core issues of "what to convey—how to convey it—how to act." To address this, by leveraging Guan Zhong's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 methodology of "family—community—state—world," a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can be constructed across thre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national narratives, urban - rur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arratives, and everyday - life narratives. These correspond to macro - level, meso - level, and micro - level narratives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the macro - narrative of "governing a state as a state, managing the world as the world" establishes civilizational coordinates and offers a meaning framework. The meso - narrative of "treating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 construct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clarifies the development rationale. The micro - narrative of "treating families as families" activates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cultivates shared values. By establishing a meaning - circulation mechanism, a dynamic -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a cross - media narrative mechanism, it ultimately forms a three - dimensional narrativ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at transitions "from layered dissemination to meaning symbiosis." This provides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ethodology that integrates "civilizational mechanisms—practical momentum—human warmth."

Keywords: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s, Guan Zhong's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philosophy, national narrative, urban and rural industry narratives, narratives of everyday life

責 編∕方進一 美 編∕周群英